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国一直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：人才流失严重，无法留住人才的同时，对于海外人才没有吸引力。这种观念在大多数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，甚至已经开始“麻木”，经常听到的新闻是：国内某某知名大学的学生大量出国深造，学成后却不想回国，而是留在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。这也让国人深深地担忧，国家花费巨资培养的尖子生，最后却给他人做了嫁妆。

　　但是当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中，好像全球人才开始出现逆流，大批高端科技人才，开始批量式的涌入中国。

　　11月7日，日本一家叫“TBS新闻”的媒体发了一篇文章：《为什么科学界重量级人物都流向中国？“人才流失”一词无法概括的现状》。

　　其中提到，今年8月东京理科大学原校长藤岛昭带着自己的研究团队，全盘迁往中国，入驻上海理工大学。

　　可能很多人不了解藤岛昭的分量，这么说吧，他已经不是“大牛”一词能匹配的了，他是光触媒反应的发现者、光催化之父、数次获诺奖提名的光化学家。

　　1986年任东京大学教授，2009年当选欧洲科学院院士。如果你学的是光化学方向，就会经常看到以他名字命名的定理或效应。

　　举个小小的例子，中国国家大剧院用的自洁玻璃，就是应用了光催化技术。它可以让玻璃表面永远保持清洁、还可以让镜子不产生雾气、甚至还可以用在空调中来分解甲醛。

　　中国引入藤岛昭，除了他学术上的成就之外，更看重他在学术圈的影响力和资源。光在国内，他就带出了刘忠范、姚建年、江雷三位院士，在国际上更是桃李遍天下。这对上海理工整所大学的地位提升都会带来很大帮助。

　　像藤岛昭这样的重量级科学家来中国，近几年已屡见不鲜。前些年是青年学者居多，这几年大牛也多了起来。

　　例如76岁的日本的脑神经科学家御子柴克彦，东京大学名誉教授、日本天皇奖得主，他已经加入了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。

　　中村修二，日裔美籍电子工程学家，2014年来中国，在深圳创立了中村修二激光照明实验室，随后还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
　　日本的建筑工学专家上田多門，日本工程院院士，被内定为日本土木工程协会下一任会长，2016年来到深圳大学做研究。

　　日本人工智能专家，石渕（yuān）久生，原来是日本大阪府立大学教授，在人工智能方面在日本排名第二（按论文引用数排名），被南方科技大学以10倍于原来日本的研究经费挖走，2019年因工作出色还获得了“校长杰出科研奖”。

　　2017年，日本国立天文台的梶野敏贵教授加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，担任“大爆炸宇宙学与元素起源国际交叉科学研究中心”主任。他研究的是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，目前已将一半研究活动转移到中国。

　　另一位核物理学家谷畑勇夫，日本东京大学教授、欧洲科学院（Academia Europaea）物理与工程科学学部外籍院士，早在2010年就加盟了北航，一直到今天仍然在职。

　　Masahito Hayashi（不知道日文名叫什么，有翻译成山下雅史的），搞数学和量子计算的，2018年来到南方科技大学深圳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所，2020年成为该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。

　　据日本外务省统计，截至2017年10月，旅居中国的日本研究人员约8000人。日本文部科学省则指出，在截至2019年3月底的那个财政年度内，18460名日本大学研究人员至少在中国待过一个月，这一数字4年内增加了25%。

　　比如毕业于西班牙萨拉戈萨大学有机化学专业的博士佩德罗·拉沃尔达，2015年来到中国，先后在南京农业大学和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工作，现在在南通大学做教授。

　　丹尼尔·波维离开美国的原因很耐人寻味。当时学校里发生了一场关于种族歧视的运动，参加的学生占领了一座大楼，一占就是一个多月，而丹尼尔·波维的研究项目所需的服务器就在这座大楼里。

　　他先是向校方申请进楼拿回服务器，被拒之后，这位理工直男怒了，直接拿了把钳子就要硬闯。发生冲突之后，黑人学生控告他是种族主义者，校方则指控他有暴力行为。8月，霍普金斯大学以“危害学生安全”为由把他开除了。

　　随后Facebook给他发邮件表示有意雇佣他，但同时又说：你上家单位是因为安全问题解雇你的，按我们的规定要先考察六周才能最终决定是否录用。

　　日本学者野和田基晴，在一次采访中说：有些报道一味强调薪资和职位，让人误以为我们来这里只是为了挣钱，因此遭到日本网友的攻击，被骂“卖”，实际上在日本真的找不到工作，没有发挥才能的空间。

　　工程学家上田多門则说：我67岁了，在日本教授65岁退休（要让出位置），可我还想继续做研究，在日本退休以后继续做研究很难了。而深圳大学一听上田多門愿意来，立马掏钱买了先进设备、建好研究室来迎接。上田教授感叹道：在日本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设备，他当时在日本北海道大学想买一台三维形貌测量仪，但没有人愿意给钱。到了深圳二话不说就买来了。

　　第一：中国的科研环境更加优渥，科研本身就是一个极其费钱的“工作”，西方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的科学家，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“待遇好”。而在近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飞快，国民收入不断提高，整体的国家收入自然水涨船高。而作为重中之重的科研，能够得到的经费支持自然也“不断拔高”，在优渥的待遇之下，被吸引的人才也越来越多。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直属研究机构统计，自2000年以来，中国的研发费用在20年间增长了约13倍，居主要国家之首。另一方面，日本的研发费用几乎持平，没有显著增长，2019年约为19万亿日元，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。

　　第二：在一定程度上，中国科研具有前瞻性。对于很多科学家而言，待遇已经不是问题，追求的是更多的“成绩”。所以选择一个专业的团队，一起进行研究是很关键的一件事。而在近些年的发展中，中国科研力量一次又一次向外界展现出卓越的创造力。“十三五”以来，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，突出“从0到1”的原始创新。量子反常霍尔效应、铁基高温超导、克隆猴等一批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，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、领跑阶段。在论文被引数排名前1%的顶尖论文中，中国2018年也占据了25%，紧追美国（27.2%）。国际科学期刊《Nature》有一个“自然指数”，在2020年的自然指数中，中国排名第二。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位居世界首位。早在2019年，中国科研人员数量已达210万人，位列世界第一。2020年全球6167位高被引科学家名单，我国内地上榜人数达770人次，位列世界第二。

　　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在中国科研更加公平更加像“科学”。在西方不止一次出现科学家被“”指挥的情况，甚至一些人因为“肤色”而被恶意打压，这些生活待遇中的歧视，直接影响到了科学家的科研，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个地方，可以无视肤色、没有偏见，安安静静地搞科研。而显然，中国就是最好的选择。

　　人才兴则国运兴,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，更加自信的中国，同时也是更加先进的中国，正在走向世界的舞台中央。